10至14世紀中國歷史疆域的發(fā)展與疆域管理

歷史上中國的疆域到底有多大，這是一個歷史問題，也是一個現(xiàn)實問題。歷代王朝以及各政權的疆域不同，既需要在中國歷史發(fā)展的情境之中整體理解中國的歷史疆域，又需要在現(xiàn)實中正確理解“中國”空間范圍的含義及其形成。

20世紀50—60年代，新中國社會政治、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多民族國家的建設，推動了學術界對中國歷史疆域的思考和爭鳴。尤其是隨著對清末楊守敬《歷代輿地圖》重編改繪工作的推進，如何劃定中國歷史疆域成為擺在學者面前的一個重要問題。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以18世紀50年代到19世紀40年代鴉片戰(zhàn)爭以前的中國版圖作為歷史時期中國的范圍。這個疆域范圍不是中國王朝史上的最大疆域，也不是歷代王朝疆域的疊加，它是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最終形成時的疆域，代表了中國歷代政權和各民族共同締造國家的歷史過程和最終結果。

多政權的疆域擴展

中國歷代正統(tǒng)王朝、區(qū)域政權和民族政權的疆域各有不同，疆域復雜的變遷過程以及對疆域的管理方式，為中國歷史疆域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從10世紀到14世紀，中國經(jīng)歷了多政權分立到蒙元統(tǒng)一的過程，各政權的疆域有所變化。

北宋基本上恢復了唐朝后期的疆域，這是中原王朝傳統(tǒng)的統(tǒng)治核心區(qū)域。南宋時期，澎湖地區(qū)納入福建泉州晉江縣管轄。遼朝位于北宋以北，由一個地區(qū)部落聯(lián)盟成長為東北亞局勢的主導者，東北疆域到達鄂霍次克海。遼朝與朝鮮半島的高麗政權接界，北部疆域到達貝加爾湖南岸，西部疆域越過阿爾泰山，到達齋桑泊以西、額爾齊斯河流域。金朝滅遼后，取得了遼朝的大部分疆域，分布在黑龍江入?？诤蛶祉搷u上的吉里迷和兀的改人都歸附了金朝，北界的火魯火疃謀克地處外興安嶺南側。

9世紀20年代，蒙古高原上強盛一時的回鶻汗國逐漸衰落。840年，回鶻可汗為黠戛斯所殺，都城被攻占，牙帳被焚燒，汗國崩潰，部眾離散，大部分回鶻人離開蒙古高原，在龐特勤率領下向西遷移。到達天山南路和蔥嶺以西的回鶻人與當?shù)氐母疬壍?、樣磨、處月等部?lián)合，建立了喀喇汗王朝。遷往河西走廊各地的回鶻人建立甘州回鶻政權，遷至今新疆吐魯番和吉木薩爾一帶的回鶻人則被稱為西州回鶻，也作高昌回鶻。喀喇汗王朝的疆域大部分在今天的新疆地區(qū)，其西部邊界到達咸海以及阿姆河、錫爾河下游地區(qū)。12世紀初，由遼朝貴族耶律大石建立的西遼政權崛起，喀喇汗王朝成為西遼的附庸，今新疆全境和帕米爾高原以西至咸海的廣闊地域都成為西遼的領土。

青藏高原強盛的吐蕃王朝在9世紀中葉分崩離析，吐蕃諸部處于分裂狀態(tài)，但在軍事實力和自然條件的影響下，吐蕃諸部仍然控制著青藏高原、川西高原，以及今克什米爾地區(qū)大部分和喜馬拉雅山南麓的部分地區(qū)。

在西南地區(qū)，南詔的疆域被937年建立的大理段氏政權繼承。段氏接受宋朝的封號，其西部疆域到達今緬甸北部那加山脈以東和薩爾溫江以東地區(qū)，南部包括老撾西北部和泰國的北部。

日出至日落之地

遼金時期，西至阿爾泰山，西北至葉尼塞河上游、額爾齊斯河，北到貝加爾湖，東到大興安嶺，南達陰山、額濟納河一帶的廣闊地區(qū)，居住著各部落的居民。波斯史學家拉施特主編的《史集》將12世紀中葉活動于蒙古高原的部落分成三類：蒙古部、蒙古語部和突厥語部。除了“有氈帳的百姓”外，蒙古高原之北，東起貝加爾湖之東，西迄今額爾齊斯河的森林地帶，還居住著“林木中的百姓”。

1204年春天，鐵木真擊潰了乃蠻為首的各部聯(lián)軍，統(tǒng)一了漠北草原各部。1206年，鐵木真在斡難河源頭召開忽里臺大會，各部貴族、那顏推舉鐵木真為大汗，尊號“成吉思汗”，建立了“也可·忙豁勒·兀魯思”，即大蒙古國。大蒙古國的版圖東到大興安嶺，北到貝加爾湖，西至阿爾泰山，南抵陰山，建立了以游牧經(jīng)濟為基礎的草原政權。

此后，蒙古軍隊西征、南下。1260年4月，忽必烈在開平城（今內(nèi)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境內(nèi)）召開忽里臺大會登上大汗位，頒布《即位詔》，表達了自己當政之后要參用中原王朝的傳統(tǒng)體制以改變“文治多缺”局面的決心。1271年，忽必烈取《易經(jīng)》“大哉乾元”，定國號“大元”。至1279年，元朝結束了自唐末以來近500年的多政權分立、割據(jù)的局面，實現(xiàn)了漢唐以來的又一次大一統(tǒng)。

蒙古人對自身政權統(tǒng)治區(qū)域的認識有一個概念性的說法：從東方日出之地至西方日落之地?！睹貢O(jiān)志》記載臣子向忽必烈奏稱：“如今日頭出來處，日頭沒處都是咱每（們）的?！瘪R可·波羅說忽必烈汗“是世界一切韃靼人的君主，從日出之地至日落之地的人和物都屬于他”。時人對元朝疆域之廣闊也有清晰的認識，“自古有國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矣”。

元朝疆域的北部蒙古高原是蒙古諸部的生存空間，向北一直到達俄羅斯西伯利亞地區(qū)；西部疆域包括今新疆地區(qū)，再向西是四大汗國的疆域，四大汗國均承認蒙古大汗的宗主地位。元朝在黑龍江口奴兒干地區(qū)置征東元帥府，收庫頁島入版圖；東南與高麗接界，大致恢復遼金舊界。1247年，“涼州會盟”后，青藏高原納入大蒙古國的統(tǒng)治之下，還包括了今不丹、錫金和克什米爾部分地區(qū)。1255年，大理國國主段興智被俘后，西南地區(qū)納入版圖，元朝的云南行省包括今云南全省及貴州、四川部分地區(qū)，還有今緬甸、泰國、老撾的北部和越南一小部分。元朝還在澎湖設立巡檢司，管理澎湖和臺灣，西沙群島、南沙群島等島嶼劃歸湖廣行省管轄。

明朝修《元史》時，描述元朝的疆域“自封建變?yōu)榭たh，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為盛，然幅員之廣，咸不逮元”，可見元朝廣闊的疆域給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疆域管理方式的變遷

在中國遼闊的土地上，南北方、東西部的地理環(huán)境存在較大差異，以農(nóng)耕、游牧、漁獵等經(jīng)濟生產(chǎn)方式生活的各族人民，創(chuàng)造出形式多樣的政治體制和疆域管理方式。

遼朝對疆域的管理采取兩套體制，“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北樞密院稱為“契丹樞密院”，是遼朝最高軍事、行政機構，掌獄訟、立法、賦役、選拔官員等事權，其中最重要的是掌兵機、武銓、群牧之政，凡契丹軍馬皆隸屬于北樞密院。南樞密院又稱“漢人樞密院”，掌漢人州縣、兵馬之政。這種管理方式適應了遼朝以游牧經(jīng)濟為主，兼領農(nóng)耕之地的國家形態(tài)。在西北地區(qū)，遼朝通過設立邊防城，扼守蒙古高原核心地帶，鎮(zhèn)服草原諸部；在東北，一部分女真人入遼籍，成為熟女真，而廣大未入遼籍的女真人等屬國、屬部則“因俗而治”，通過朝貢、鎮(zhèn)戍、榷場貿(mào)易等手段進行統(tǒng)治。

兩宋政權以農(nóng)耕經(jīng)濟為基礎，繼承漢唐以來的政治體制。但不同于中古時期的貴族之治，宋朝科舉制度發(fā)展，形成了“文官之治”政治統(tǒng)治特點。宋朝在其疆域之內(nèi)劃分了很多“路”，路是中央派出的監(jiān)察機構，路下轄有府、州、縣。宋朝的路是復式的，轉運使司、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司和安撫使司，各有職守，也各有轄區(qū)，形成宋朝獨特的高層政區(qū)。宋朝在西部邊疆地區(qū)實行羈縻的統(tǒng)治制度。在西南，宋朝授予歸附的酋長以官號，掌管羈縻州、縣，官職可世襲，其下屬官“皆自補置之”。在西北，吐蕃、黨項、回鶻等部族各有首領，宋朝將其納入地方行政管理系統(tǒng)，通過納質、授官、賜田等方式進行羈縻的間接管理。隨著宋、夏之間對邊地的爭奪日益激烈，宋朝在邊地修建堡寨，鞏固邊防，依據(jù)蕃部自身的傳統(tǒng)逐漸建立起完善的蕃官體制，允許蕃官世襲，其治下蕃兵成為宋朝守衛(wèi)西北邊地的武裝力量。

西夏政權由黨項為主體的多部族聯(lián)合統(tǒng)治。西夏社會經(jīng)歷了由游牧文明向農(nóng)耕文明逐步轉型的過程。在管理體制上，吸收了宋朝的制度，完善中央集權，西夏的官員也是蕃漢參用。地方行政機構基本上沿用中原的府、州、縣、城、寨、堡等。西夏在河西地區(qū)的肅州設蕃和郡，甘州設鎮(zhèn)夷郡、宣化府，這些建置是對當?shù)赝罗⒑游骰佞X等部族的鎮(zhèn)撫機構。

金朝經(jīng)濟體制由漁獵經(jīng)濟逐漸轉型為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金朝的管理體制也從“一依本朝制度”到漸用漢制，學習借鑒中原王朝的統(tǒng)治制度和統(tǒng)治思想。金熙宗廢止了“勃極烈”制度，全面實行唐宋以來的三省六部制度。地方設路、府（州）、縣三級機構，猛安、謀克也納入地方建置系統(tǒng)。到海陵王統(tǒng)治時期進一步改革，統(tǒng)一了金朝各地的統(tǒng)治制度，使金朝以中原漢地為中心建立起穩(wěn)定的統(tǒng)治。在東北，金朝設置路級建置，推動了地方行政建制在東北地區(qū)的發(fā)展。金朝招撫草原諸游牧部落，通過設置東北路、西北路和西南路招撫司進行管轄，頒賜封號，建立朝貢關系。

隨著元朝的統(tǒng)一，各種經(jīng)濟形態(tài)的地區(qū)都成為元朝的疆域，元朝集草原政體和中原政體于一身，建立起新的統(tǒng)治制度。忽必烈繼大汗位后，在漢儒的幫助下，先后設立了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等中央機構。中書省掌管全國政務，下設六部。從大蒙古國中央兀魯思的傳統(tǒng)模式出發(fā)，元朝創(chuàng)建了地域廣闊的中書省直轄地——腹里，范圍涵蓋今天河北、山西、山東以及內(nèi)蒙古的大部分地區(qū)。腹里之外，元朝相繼設立了十個行中書省，簡稱行省，省下設置路、州、縣。行省制度開創(chuàng)了中央與地方權力結構的新模式。與此同時，草原傳統(tǒng)在元朝一直存在，蒙古部落保留了自身的領主制形態(tài)，漢地的一些路、州也具有蒙古“投下食邑”的性質，體現(xiàn)了元朝政權多民族融合的特點。

史籍有言，元朝疆域遼闊，“漢唐極盛之際，有不及焉。蓋嶺北、遼陽與甘肅、四川、云南、湖廣之邊，唐所謂羈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賦役之，比于內(nèi)地”。說明元朝不僅擴張了疆域的廣度，還加強了統(tǒng)治的深度。元朝通過行省和宣慰司直接管理邊疆地區(qū)，一改前朝的羈縻之治，這些地方在元朝的治下閱戶繳稅，一視同仁，客觀推動了邊疆治理內(nèi)地化的歷史進程。

在元朝經(jīng)營廣闊疆域的過程中，發(fā)達的交通網(wǎng)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元朝以大都為中心，建立了遍布全國的驛站和急遞鋪系統(tǒng)。驛道四通八達，北通漠北，東邊到達高麗，東北直抵奴兒干地區(qū)，向西到達伊利汗國和欽察汗國，西南到烏斯藏，南至安南、緬國，覆蓋范圍空前廣闊。由官府興辦的郵遞系統(tǒng)——急遞鋪，專門負責傳遞文書，保證中央的政令可以快速地傳達到各地。

總之，10至14世紀，在農(nóng)耕、游牧、漁獵等多種文化的碰撞交融中，中國從南北多政權并立，走向南北一統(tǒng)。元朝在中原文明基礎上海納百川，實現(xiàn)了更大范圍的統(tǒng)一，拓展了“大一統(tǒng)”國家的基業(yè)。

（作者丁慧倩，系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中國民族教育》雜志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