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黃曉丹：以詩啟明

11月24日，古典文學研究專家、教育家、詩人葉嘉瑩逝世，享年 100歲。當日，葉嘉瑩先生的博士生、江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黃曉丹，在朋友圈里發(fā)了一條簡短的微信：懷念一個人最好的辦法是讀她的書。

2天前的11月22日，黃曉丹帶著她剛剛出版的新作《九詩心：暗夜里的文學啟明》，參加在南京舉行的2024年兒童母語教育論壇。面對現(xiàn)場近 500位一線教師，記者和黃曉丹圍繞詩歌的意義、小學階段古詩教學、恩師葉嘉瑩先生的影響等話題，進行了一場深度對話。

詩歌不是歷史的注腳，而是另一種真實

記者：古典詩歌對于當代社會是否仍具有價值和意義？對于人生中的重要問題，古典詩歌能否做出圓滿的解釋？能否給予今天的人們以溫存的慰藉和情感的支撐？

黃曉丹：這個問題有點宏大，我想可以從我的新書《九詩心：暗夜里的文學啟明》談起。這本書的雛形是我于2020年春天在“一席”錄制的課程《與詩人一起夢游》。正準備錄制時，疫情來了，封城開始了，我們也沒有辦法去北京。我就問在北京的編導，還有必要寫稿和備課嗎？她告訴我，此時人們更需要詩。我相信了她的話，開始了我的錄課準備。這是我想要用古典詩歌回應時代變局的開始。2020年5月份，我利用一個“窗口期”去北京錄了一期節(jié)目，那次我講了杜甫。讓我沒有想到的是，后來我的系列課程上線后，人們最喜歡的就是講杜甫的部分。原因是在上海封城的時候，“一席”免費開放了課程。有些人就偶爾看到了我講杜甫，他們忽然間覺得，杜甫與家庭隔絕時寫的那些詩，說出的卻是他們此時此刻的感受。很多人后來告訴我，當他們聽到我講解杜甫的《月夜》時，突然感到自己的世界一下子安靜了下來，內(nèi)心中的惶恐和憤怒，正在被一種溫柔的情感所替代。

記者：你在寫李清照時，也曾表達過“詩歌不是歷史的注腳，而是另一種真實”。

黃曉丹：在這本書里，李清照是我寫的唯一一位女性詩人。在寫李清照的過程中，我漸漸意識到，李清照生命故事的核心是離失。我覺得，沒有一個詩人像她一樣，在開頭就擁有如此之多，然后在一生中全部失去。在書中我通過《金石錄后序》詳盡地復原了李清照大半生的經(jīng)歷，包括社會歷史，也包括她的個人生活。李清照有一些作品是寫具體歷史事件的，但另一些詞，表達的是那個歷史節(jié)點上，人心里細微的感受，這不是歷史能夠涵蓋的內(nèi)容，但同樣有價值。在這個意義上，我說“詩歌不是歷史的注腳”。比如“海燕未來人斗草，江梅已過柳生綿。黃昏疏雨濕秋千?！笨雌饋韺懙闹皇且话愕男∏榫w，但如果結合文獻和歷史考據(jù)，穿越到作品發(fā)生的時間點上，卻能讀出它背后宏大的歷史背景。這首詞中因有“江梅”二字，可以視為寫在建炎三年（1129）春天，因為李清照一生中只有這一年是生活在長江邊上的南京。那年二月高宗渡江，八月趙明誠去世，中間那個春天整個國家的人都在猜測金兵會不會渡江，宋朝臣民能不能像東晉臣民一樣，以長江天險拒敵人，逃到南京就可以穩(wěn)定下來了？在這樣的背景下，我解釋“未來”是指遲遲沒有到來的，“已過”是指怎么就已經(jīng)過去了的，表達的都是人在大變局時代的無措，而將之投注到了自然之上。人們重復著過時的游戲，經(jīng)歷著必將落空的等待，攀不上被雨水打濕的秋千，表現(xiàn)的都是無法對即將到來的變局做出回應。

這些解讀不是來自于想象，而是在多日的文獻考索之后，在高濃度的沉浸之后，在某一天里直接以畫面的形式呈現(xiàn)在我眼前的。我在那一刻完全感到了這句詞里的情緒：那是個人置身于大變局颶風眼中時寥廓的茫然。

記者：在目前的小學語文教材中，收錄有100多首古詩，這些詩是詩人最好的作品嗎？

黃曉丹：我覺得，現(xiàn)在收錄到小學教材中的古詩作品，應該不是詩人們最頂尖的一兩首作品，但仍屬于每個詩人最著名的作品之列。如果“好”是指“中國古代最有名的一千首詩”，我想那小學課本上的詩大部分在這個范圍里。為什么不選每個詩人最頂尖的一二首呢？因為所謂最好的作品，往往是在成人化標準之下的。而這些最好的作品，未必是小孩子可以理解的。以收錄到小學教材中的《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為例，這不是辛棄疾最好的作品。辛棄疾最好的作品，是那些融合了他的豪俠之氣與歷史見解的，如《賀新郎?別茂嘉十二弟》或《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但其中很多的歷史典故是小學生難以理解的。

并非詩歌教學都要知人論世

記者：教師在進行古詩教學時，通常會介紹作者的生平和時代背景。對此，你怎么看？是所有詩歌的教學都要知人論世嗎？

黃曉丹：我之前看過一些教師的公開課，發(fā)現(xiàn)他們花了很多力氣來講作者的時代背景。我覺得，很多時候這是不必要的。原因是我們現(xiàn)在選給孩子們記誦的這些詩，未必與詩人的具體時代生活有那么密切的聯(lián)系。詩歌有很多種體式，每個體式的任務和寫法都不同。有用來記事的長篇敘事詩，一般是古體，它們真正是時代背景的反映。以杜甫的“三吏三別”為例，這是杜甫于安史之亂時期創(chuàng)作的六首五言詩的合稱，分別為《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新婚別》《無家別》和《垂老別》。如果你講“三吏三別”，就必須要講清楚那年發(fā)生了什么事情，當時的場景是什么樣的，甚至那場戰(zhàn)役是怎么回事。但是這樣的詩，并沒有被選入到小學生的課本中。小學課本中選的很多詩都是短詩，絕句特別多。絕句往往是一個生命的片段，所謂瞬間即永恒，絕句就是那個瞬間即永恒的片段。而詩人的人生中的瞬間，并不代表他的長期心態(tài)，甚至很多時候表達的是日常中的一個例外，一個超越了時代、歷史和個人生活煩惱的瞬間。詩人的歷史背景并不能直接用來解釋這首詩。比如《靜夜思》《小池》《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這樣的作品，知不知人、論不論世，對理解詩意沒有影響。這樣的絕句映射的往往是人類共性的體驗，這正是這些詩可以千年流傳的原因。

記者：教師在知人論世時如何避免出現(xiàn)錯誤？

黃曉丹：我想提出一個“詩歌解釋的精度”的概念。其中就包括“知人論世的精度”。一首詩，當教師想把它放入歷史的大背景中來講時，需要問一下自己：我放準了嗎？比如，你說某首詩表達了安史之亂時杜甫的情感，而安史之亂是一個長達 8年的歷史事件。此時，你說的是安史之亂開始，還是安史之亂結束？是說杜甫認為戰(zhàn)爭結束了的時候，還是杜甫認為戰(zhàn)爭在繼續(xù)的時候？是杜甫全身心關注國家的時候，還是他已疲憊不堪時的心態(tài)？在這么長的時間段中，一個人怎么可能只用一種方式來感受呢？人的感受是多變的，我們這些普通人的感受都如此多變，為什么我們認為詩人的生命是那樣單調(diào)的呢？有些詩歌，特別是產(chǎn)生在大變局時代的，早寫 10日還是晚寫 10日，詩人的心態(tài)就很不一樣，詩意的闡發(fā)也隨之不同。所以，如果你想要用知人論世的方法來解讀詩歌，但又無法把詩歌嵌入到那個準確的時間點上。這種知人論事就是假的，你并沒有真正的知人和論事，而只是用了一個很大的概念。其結果就是，你把詩人將其生命的真實場景激發(fā)出來的生命的復雜性給泯滅了，簡單化了。

教師要相信自己對詩歌的直覺

記者：古代人是如何講詩歌的？他們在講詩歌時是否知人論世？

黃曉丹：事實上，古代人講詩并不像我們現(xiàn)在這樣用長篇大論的專著來講，他們常常是靈感式的，有時可能就是一句話的評價。我們看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和顧隨的《駝庵詩話》，也都是靈感式的。如果我們知人論世做得不夠好，卻還非要用很多歷史背景的知識來填充課堂的時間，那么這些知識不但無助于我們理解詩歌，還幫我們把詩歌推得更遠。特別是絕句。一首絕句能夠流傳下來，其中必然是有一些不加講解就能感發(fā)讀者心靈的東西的。學生本來跟絕句之間只有 10米的距離，可是當教師漫無邊際地講它的時代背景時，就是在把它推遠到 50米之外。針對這一類型的詩歌，可能未必都需要放到一個復雜的背景中間去理解。有的時候，直覺性的理解就是最好的理解。

記者：你剛才提到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就是我們在解讀古詩時，常常會不自覺地把這首詩放置于幾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前的時代背景下，這樣解讀時就產(chǎn)生了一種很大的距離感。

黃曉丹：我所在的江南大學人文學院，給師范生開了一門課，就是要求學生學寫粉筆字，而學生們的作業(yè)就是每天在一塊小黑板上抄寫一首絕句。因為這些黑板就掛在我們辦公樓的墻角，所以我每天下班時都會經(jīng)過那里。許多絕句即使不知道作者是誰，我也仍能夠感受到那20個字每天都給我?guī)硪粋€新的世界。如今我們刷手機，看了這么多劇，可是這些故事的本質(zhì)卻是一樣的。它們看待世界的方法，敘述人生的方法是一樣的。但是，就那些絕句而言，每一首詩都提供了人類看待的世界的不同視角。每首詩是一個別樣的故事，一個獨特的宇宙。這種獨特性和新鮮感不是先經(jīng)過分析而后獲得的，而是訴諸直覺的。古代可能產(chǎn)生過億萬首詩歌。相比于一些佶屈聱牙、但具有純文學價值的名作，這些絕句流傳下來，主要是靠普通讀者的直覺而不是靠分析家們。人們記憶、唱誦、書寫最能打動自己的那些作品，它們就流傳下來。由于這類詩是中小學課本上詩歌的主體，因此，教師也要相信自己的直覺，相信自己能夠提取到詩歌中那個最核心的東西。至于那些真的需要歷史背景去理解的詩，可以放在后一個階段去追求，而且需要借助學術著作。

我對自己有一個要求，就是要走到這個詩人的生命里去

記者：教師在詩歌教學中可以有自己的偏好嗎？比如，在你的作品中，經(jīng)常會出現(xiàn)陶淵明，但是很少出現(xiàn)李白。你對詩人的偏好會影響你的詩歌教學嗎？

黃曉丹：一個人怎么可能會喜歡所有的詩人或他的所有詩呢？如果你真的對所有詩人都喜歡，有沒有一種可能性，是因為他有一個偉大詩人的符號，所以你先把他“供奉”起來了，然后你就不允許自己不喜歡他。但當你不允許自己不喜歡一些人的時候，其實你就不允許自己去真正地喜歡另一些人。其實，對一個詩人的不喜歡，完全不影響對這個詩人的理解。因為很多時候，你去發(fā)掘一個作品，去真正理解一個作品的新意，就是從你內(nèi)心不喜歡的這個感覺開始的。你會想，他到底做錯了什么？他到底和你喜歡的那個人有什么不一樣？基于這樣真實的體驗，真正的分析才可能進行。我們在文學史上理解杜甫的“拗律”、韓孟詩派的“以怪奇為美”，都是從這種不舒服的感覺開始的。重視這種不舒服、不喜歡，最后仍然可以完成對這首詩的認知任務，甚至認識得更深刻。

記者：你在自己的古典詩歌研究中，也是遵循這樣的直覺型思維嗎？

黃曉丹：就我自身的教學和研究體驗來說，我對詩歌的評價完全是從我的直覺出發(fā)的。我對自己有一個要求，就是我要走到這個詩人的生命里去，我要能切切實實地感知到他，我才會去寫他。有時候我會達到一個狀態(tài)，就是當我寫到一個詩人的一句詩時，他當天的整個生命場景會在我面前復活起來，我已全然進入到了他的世界中。比如我寫杜甫的《江村》時，或文天祥的《南華山》，那天的天氣與溫度都好像在我身邊復活了。這首詩中微妙的東西就顯現(xiàn)了。當然，對我來說，直覺只是一個線索，它指引我探求的方向，而探求的過程要靠文獻和歷史的考證、語詞的闡釋來實現(xiàn)。那個鮮活的場景，就是靠這些材料復原起來的。當然，這是對研究者的要求。

人可以不懂詩，但不能沒有詩心

記者：回到教學現(xiàn)場，教師應該如何回應學生對于詩的感受？

黃曉丹：我聽過一些小學老師上古詩課，很喜歡問“為什么”，甚至“為什么”是唯一的提問方式?！盀槭裁础笔且环N分析性的問題。當學生沉浸在感受中的時候，你只要一問為什么，他就從“心”跳到了“頭腦”。“為什么”的問題可以有，但是不要出現(xiàn)得太早。教師要發(fā)展自己詢問感受性問題的能力。比如，你感到了什么？聯(lián)想到了什么？你眼前看到了什么？你可以描繪一下嗎？你的情緒有什么變化嗎？……有很多這樣的問法。要讓學生在感受中間待得足夠久。我覺得，這是維護學生“詩心”的一個方式。有些學生可以直接進入到對于“為什么”的理論性的回答，有些學生不能，他就停留在感受中，我覺得也很好。在我自己的課堂上，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找到我和學生在這首詩上的共同的感受。有了這個基礎，分析才可以開始。很多時候，當我講進去一首詩的時候，教室就會安靜下來，大家的感受會集中到那樣的一個場景中去。對于感受，是要呈現(xiàn)而不是“賦名”，是要讓讀者和學生從文本中認出你感到的那些東西，而不是將一些比如豪壯、凄清等語詞強加給讀者和學生。

記者：你曾引用顧隨先生的話說，詩的根本不是格律，而是生命精神的注入。人可以不作詩，不懂詩，但不能沒有詩心。如何理解這句話？你覺得教師應該如何去保護孩子的詩心？

黃曉丹：顧隨先生認為“詩心”是作詩的第一念。他認為，詩的根本不是格律，而是生命精神的注入。人可以不作詩、不懂詩，但不能沒有真誠、無偽、專一的詩心。要想保護和擦亮孩子的詩心，教師首先要找回自己的詩心。教師要怎樣找回自己的詩心呢？首先要消除恐懼心理。教師如果總是把詩歌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就會覺得自己好像是躲在一個狹小空間的齟齬靈魂，就不可能把詩的美好講出來。詩人是語言的魔術師，他們可以寫出我們?nèi)松械母鞣N體驗。所以，我們不一定要把自己的體驗先篩選一下，把自認為光明正大的體驗附著在詩上去講，而把那些不太光明正大的體驗隔離到詩的世界之外。其次，要把自己的心靈向詩人打開。當 100個不同的詩人，給你 100個認識世界的機會窗口時，你不要只留下一扇固有之窗，而把其他的窗口都關上。不要詩人把一座山寫成了一百個樣子，教師又把一百首寫山的詩講回同一個樣子。我們要更具開放性，敢于真正用每個詩人獨特的眼光來看待世界。有的時候你自己看不到，但是你可以借助讀好的書、好的詩歌，甚至是聽美好的音樂，而把一扇扇的窗戶打開。最后，教師不要去要求學生以同樣的、唯一的方式感受詩歌。學生可能有很多的方式感受詩歌，這些感受不一定集中在一個點上，而是可以存在于各個層次上。而且我要說，包容學生的不同而多樣的感受并不會影響對詩歌的理解，它只會使理解更深刻。

讓古典文學成為人們可以利用的思想資源

記者：作為古典詩歌研究者，你所做的研究如何幫助教師進行教學？

黃曉丹：作為研究者，我們確實需要做一些事情來幫助一線教師。最基礎的，幾乎所有古典詩歌研究者都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在詩歌的“歷史解讀的精度”上工作。中小學教參上講一首詩“表達了安史之亂前后的時代精神”，但做“系年”的學者致力于把這首詩定位到10天之內(nèi)的時間段里；做文體研究的學者致力于解釋某種文體的慣例中，可以容許多少比例的虛構，多少比例的寫實；做批評史的學者致力于解釋這首詩的風格里，多少是詩人的獨創(chuàng)，多少是時代的文學風氣。我希望這些研究成果能夠遷移到中小學課堂。對我自己來說，除了“歷史解讀的精度”，我還追求“文本解釋的精度”。

我在《九詩心》中寫道：“詩歌它不是歷史的注腳，而是另一種真實：當事人的心靈、眼光與當日自然、社會的獨特遇合。萬殊機械而不息的運轉(zhuǎn)因那人心靈的統(tǒng)攝而產(chǎn)生了獨特的意義，無含義的事件加工成了能被人類文明處理的情節(jié)。詩歌是語言的琥珀?！蔽液芟矚g思考，關于歷史、時代和個人的那么復雜的信息，是如何濃縮在極為精簡的語言之中，不但保留下來，而且千百年后可以“復水”。我很著迷于這樣的轉(zhuǎn)碼過程。所以我的詩歌研究中，還有很多語言方面的講解。

當然，在“歷史解讀的精度”“文本解讀的精度”背后，我追求的是“認識生命的精度”。我還是對人的終極問題感興趣，覺得人在任何具體時代的生活和困惑，都只是這些問題的投影。所以為了做到，我在《九詩心：暗夜里的文學啟明》的寫作過程中做了三點嘗試：第一，通讀每位詩人的全集，提取詩人生命歷程中復雜的細節(jié)和內(nèi)在的矛盾，用豐滿的生命故事代替靠代表作構建的扁平形象；第二，將文獻?？?、文史互證等學術方法服務于“知人”的目的，還原出詩人心靈與現(xiàn)實沖突的現(xiàn)場；第三，對文本進行細讀，解釋在文學的坩堝中，生命到底經(jīng)歷了怎樣奇異的轉(zhuǎn)化。

慢慢地讀書寫作，走上這條“超長期主義”道路是多么幸運

記者：作為葉嘉瑩先生的學生，你在詩歌文本解讀中的探索是否受到了她的影響？

黃曉丹：10年前，我曾在葉嘉瑩先生位于溫哥華的家中住了 1個月。期間，不少葉先生的學生去家里找她，葉先生在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還開有一個周末班。我去那里聽了 2次課后，就忽然明白了為什么葉先生的對詩詞的解讀跟其他人不一樣了。我發(fā)現(xiàn)，葉先生的那些學生閱歷豐厚、智識甚高，他們中有律師、金融家、工程師、藝術家，即使看起來是一個家庭主婦，也曾出版詩集。他們希望與古代詩人在生命深處對話，卻被古典的文獻、典故、詞語阻攔。所以，葉先生其實在思想、藝術和體驗層面講得是很深的，但在詩歌的表層，比如字句、典故、章法、歷史背景層面又講得十分詳細，讓入門級的讀者都能理解。她讓我意識到，不需要俯下身子來給人家上課，人家可能還比你更高一點。唯一要幫他們解決的問題是古典的表述習慣問題。近年來，我也遇到越來越多這樣的讀者，他們意識到自己親身觸及與古代詩人類似的生命問題，因而對古典詩歌產(chǎn)生了親近的愿望。我慢慢意識到，為他們講詩，這也正是我要做的事情。文學應如何回應歷史和現(xiàn)實中的真實問題，提出令人信服和啟發(fā)性的答案？這正是我在古典詩歌的教學和研究中，希望探尋的答案。

記者：你曾在書中提到，恩師葉嘉瑩先生的人生和學術中最有力的地方，正是她在人生起落間所體現(xiàn)的巨大韌性，以及受挫后依然能投入精美而持久的精神活動的能力。這對你的人生和職業(yè)選擇與發(fā)展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黃曉丹：我想講“高敏感性”和“長期主義”兩個詞。我是 19歲的時候從葉先生的書里看到一種可能：原來人的敏感性是有用的，用學術來統(tǒng)攝它們，它們就能作為構件，參與一座極其精美的八寶樓臺的建設。這使我在很早就為我的高敏感性找到了一個歸宿。我其實是到 30歲才知道“高敏感性人群”這個詞的，但因為我將我的敏感性都用在研究和寫作中了，我在現(xiàn)實中就成了一個很不擰巴的人，不太經(jīng)歷到“高敏感性人群”一般會受到的痛苦。

快到 40歲的時候，我忽然看到在自己身上發(fā)生了和大多數(shù)人不一樣的東西。因為到這個年紀，同學朋友都常常會感慨年華虛度掉了，同時又感慨時代變得太快，自己有趕不上趟的焦慮，但我好像在心里越來越有些踏實的東西。有一次，一個朋友說到“學術是超長期主義”，我一下子就理解了，葉先生引導我走的就是這條叫作“超長期主義”的道路。她研究那么古老的東西，擁有那么長的人生去工作，而且可以前半生默默無聞，后半生做出那么大的成就。這給了我一個示范：慢慢地讀書寫作，沒有一步路是白費的，沒有一行字是白寫的?，F(xiàn)在看來，面對這個人人都追求急于出成就，又很快發(fā)現(xiàn)自己已經(jīng)不趕趟了，不會再有成就了的時代，走上這條“超長期主義”的道路是多么幸運。（中國教育報-中國教育新聞網(wǎng)記者　郜云雁　采寫）

黃曉丹簡介：

南開大學中國古典文學博士，師從葉嘉瑩先生。江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著有《詩人十四個》《陶淵明也煩惱》《九詩心：暗夜里的文學啟明》等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