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合作辦學中思想政治理論課“聽讀議講”模式改革初探

摘 要：高校通過中外合作辦學主動吸收合作方在授課模式、教學方法方面的特點和優(yōu)勢，應用到“思想政治理論課”上，提升“主渠道”育人實效。通過“聽讀議講”的全新模式，“思想道德修養(yǎng)與法律基礎”課（以下簡稱“基礎”課）將“經(jīng)典閱讀”“小組討論”和“陳述展示”與原有的“課程講授”相結(jié)合，采用過程評價機制，提升了學生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首門課程的感性認同和理性認知，拓展了課程參與的主體，增強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

關鍵詞：“思想道德修養(yǎng)與法律基礎”課；授課模式；聽讀議講

近二十年來，國內(nèi)中外合作辦學呈現(xiàn)蓬勃的發(fā)展趨勢。截至2020年3月，由教育部正式審批和復核的本科教育中外合作辦學機構與項目共有794個（含內(nèi)地與港澳臺地區(qū)合作辦學機構與項目）[1]。中外合作辦學的畢業(yè)生出國率較高，師資隊伍國際化程度高，教學方式及教學語國際化，這些都給學生上好思想政治理論課，培育他們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提出了嚴峻挑戰(zhàn)。同時，挑戰(zhàn)往往與機遇并存。在中外合作辦學中，高校積極吸收合作伙伴辦學經(jīng)驗中的優(yōu)秀做法，改進課程教學模式，接軌國際一流大學課堂形式，圍繞課程的政治性與思想性，增強課程吸引力與感召力，探索具有廣泛推廣性、全員參與性的“聽讀議講”新授課模式。這不僅對中國學生上好“思想政治課”、培育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重要的意義，更為教育對外開放后，“思想政治理論課”面向國際留學生講好中國故事、掌握教育中的國際話語權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中外合作辦學中思想政治理論課現(xiàn)狀

1.中外合作辦學的授課模式差異

中外合作辦學的重要任務之一是引進外國優(yōu)質(zhì)教育資源，提升我國教育實力。因此，現(xiàn)有中外合作辦學中課程多采用合作院校的教材和教學模式，通常以英文授課為主，講授教師或直接來自于國外，或由中方具有國外教學經(jīng)驗的教師擔任。外方課程體系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特點。第一，重在小班化的教學，教學班規(guī)模一般不多于30人，師生的互動性強，教師易于觀察每位學生的參與度，掌握課程進度；第二，重在鍛煉學生的批判思維，鼓勵學生在課堂中提出挑戰(zhàn)，教師當堂進行討論；第三，課程通常采用過程考核，通過多次課堂討論、小測試、期中測試等，保證學生對自己學習成果有量化的認識。例如：美方價值觀教育類課程[2]，重點就是以“1名教師和10名~20名學生之間討論學習”的模式開展，教師通過課前布置閱讀材料，在課堂中持續(xù)對話和討論，引導學生逐步塑造并浸潤學生的美國價值理念。英方如愛丁堡大學的課程，采用“講座+討論課”的課堂形式，除了大課提供專業(yè)講座外，更注重在小討論課上，5名~8名學生一組，針對提供的課程學習材料展開討論，在思想的碰撞中，深刻理解并學習知識。

現(xiàn)有的中外合作辦學中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授課模式，大部分還是以直接移植原來的課程模式為主，由馬克思主義學院講授“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授課教師直接來給這一批接受過合作方國際化課程教育的學生進行授課。這容易使學生心中形成明顯的對比。第一，由于語言的差異，學生在聆聽外文專業(yè)課程時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課前課后也需要大量的時間來預習和鞏固，而對于中文講授的“基礎”課，文字用語都較為熟悉，個別案例又在各類資訊中熟悉，學生精力會有適當?shù)乃尚?。第二，傳統(tǒng)“基礎”課授課模式為大班教學，不論教師本身課堂互動能力和方式如何，實際上參與互動的學生比率總是偏低，并且大課堂也助長了部分學生分散精力的傾向。第三，傳統(tǒng)“基礎”課的考核方式都是最后的期末測試或是論文，這樣的情況對于學生如何把握自己學習的過程是不利的，更遑論對課程進行全過程全方面的評估。直接的后果是“基礎”課的教學目的無法實現(xiàn)，學生相對較為被動地接受知識和內(nèi)容，自身的主動性無法有效發(fā)揮。深一層次看，這樣的傳統(tǒng)模式會讓學生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情感認同和理性認知下降，會對該類課程授課影響力和教學效果形成根本性的挑戰(zhàn)，從而在根本上使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打了折扣。

2.中外合作辦學中的“思想政治理論課”已有模式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特別指出“要用好課堂教學這個主渠道”，明確對課堂教學的“主渠道”提出了要求，必須要在“改進中加強”，要提升“親和力和針對性”。

目前，關于“思想政治理論課”已有相當多的研究，也對現(xiàn)有的授課模式提出了改進方案。一種是“參與式”教學[3]，強調(diào)學生參與，強調(diào)弘揚學生主體性，重視教學中互動關系，但該方案主體還是僅限于授課教師與學生，學生實際的參與體驗有差異。第二種較為前沿的模式是在課堂中引入“慕課”[4]，這種新形式對學生有一定的吸引，但本質(zhì)上只是課程教育網(wǎng)絡化，而且缺少了課堂本身的互動，只能說是一種有益的補充和擴展，而且慕課隱含的風險和有可能帶來的問題不容忽視，有導致思想政治教育同質(zhì)化和流于形式的風險[5]。有文獻通過技術手段對“基礎”課程實施過程性“考試”[6]，這為課程的過程化管理提供了一定的借鑒。還有一種常見的方式是將社會調(diào)查或社會實踐融于課程中，這也是一種有益嘗試，但對于課程內(nèi)容并未實現(xiàn)根本性的對接[7]。還有研究引入了國外大學的教育教學方法，如“翻轉(zhuǎn)課堂”對于解決思想政治教育從灌輸走向互動，讓學生從被動接受者變成主動探究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鑒[8]。

以上這些改進，在部分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上已經(jīng)實施，并取得了積極的意義。但若要能夠形成與國際接軌，適應“雙一流”建設目標，形成一整套可復制、可推廣、體現(xiàn)全員育人的課程體系，仍有一定距離。

“聽讀議講”課程模式的內(nèi)涵和設置

2019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上指出，“推動思想政治理論課改革創(chuàng)新，要不斷增強思政課的思想性、理論性和親和力、針對性”，要做到八個“相統(tǒng)一”；在2016年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也指出，“要用好課堂教學這個主渠道，思想政治教育要堅持在改進中加強，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親和力和針對性，滿足學生成長發(fā)展需求和期待”。本研究結(jié)合“基礎”課的學習目標和要求，對該課程的授課模式進行大幅改進，形成了“聽讀議講”結(jié)合的課程模式，增強學生主體參與性，提升了課程學習的體驗感和獲得感。

1.“聽”與講課模式

講課模式是指學生聽馬克思主義學院專業(yè)教師授課。教師講課，學生聽課是“基礎”課最為基礎和重要的環(huán)節(jié)，在“基礎”課的新模式中，此模塊最為核心。主課教師以專題形式，圍繞“基礎”課程的各章節(jié)進行授課，授課風格活潑。課堂重在對思想道德原理和一些法律基礎概念的分析講解，同時注重設置與學生進行互動的提問和發(fā)言，有利于提升學生的參與感。該課程的課時數(shù)一般為3課時。在本改進方案中，重要的一個環(huán)節(jié)是將3課時的“基礎”課拆分為2課時的講課和1課時的討論。每次2課時的講課后都會圍繞講課內(nèi)容布置一個討論題目，作為1課時討論課的內(nèi)容。根據(jù)教材內(nèi)容，以“核心價值與優(yōu)化思維”“中國精神與世界視野”“社會公德與家庭美德”“商業(yè)道德與契約精神”“法律權威與法律義務”等十多個專題組成課程核心環(huán)節(jié)，覆蓋教材各章節(jié)，進行集中、權威的授課。

2.“讀”與認知模式

認知模式是指學生閱讀討論課前指定的閱讀材料。在每次題目布置后，學生認知模式的形成離不開對閱讀材料的辯證吸收。為討論課提供的“閱讀”原材料極為重要。課程組在每次討論課題目布置后，由討論課教師與主課教師共同商議后，圍繞講課中設置的討論題目，提供具有針對性、指向性的閱讀材料。通過Blackboard平臺為學生提供2份~5份不等的閱讀材料，并設置必須完成的截止時間。這也是部分吸收了國外一流大學博雅教育的模式，所提供的素材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經(jīng)典原著或優(yōu)秀文獻。例如：目前提供的閱讀材料有：“中國精神與世界視野”討論題—《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張岱年著）、《先生》（梅貽琦、竺可楨篇）等，“名校學生是否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討論題—《失去靈魂的卓越》（第一、二章），“心靈雞湯和喪文化如何看待”討論題—《哈佛大學公開課—幸福》《少有人走過的路》（第一、二章）等。

3.“議”與討論模式

該環(huán)節(jié)是“聽讀議講”課堂模式改革的核心環(huán)節(jié)，“討論模式”是指將1課時改為討論課堂，重在發(fā)揮學生主動性。它的“知識”產(chǎn)生于“對話”，而不是“傳授”。討論組的設置一般為8人~12人，在1課時的時間內(nèi)。如學生過多，則不利于每個學生充分發(fā)表意見；如學生過少，則對于討論課的教師資源也是挑戰(zhàn)。在討論課中，學生圍繞設置題目和提供的閱讀素材，闡述自己觀點，并在與其他同學的觀點碰撞中，不斷自我辯護，形成更為堅實的認知基礎。討論課教師重在引導和維護討論秩序，保證討論的框架在符合課程要求的范圍之內(nèi)。同時，每個小組在每次討論中，都需要設立主持人和記錄人，并提交討論報告作為討論教師對于討論實效的評估依據(jù)。例如：在對江歌案中劉鑫做法的討論，明顯存在較大的爭議。學生普遍認同，劉鑫本身并無違法行為。然而，不違法并不代表沒有責任。而社會（網(wǎng)絡）對其的撻伐主要也源于此，對于自身道德責任的無視甚至冷漠、拋棄，使得社會“公議”群憤。

4.“講”與展示模式

展示模式是指在“基礎”課最后課堂中，學生以討論課的小組為單位，針對前期學習的內(nèi)容、各類學習素材，圍繞選取的一個主題，進行小組展示并提交展示的報告。這個環(huán)節(jié)體現(xiàn)的是小組對于一個議題的整體把握和表達能力。該展示需要面向整個授課班級，評分也會由主講教師、討論課教師以及各組代表共同參與。因此，對于學生而言，需要更為全面地掌握己方觀點和有關素材，并能夠進行有“說服力”和“影響力”的展示。這樣的一種設置對于學生主觀上入腦、入心和學好“基礎”課有巨大的促進。例如：在“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展示討論中，最終展示組能夠辯證地看待利己的事實，得出我們期待的答案，即增強社會責任感。作為面向未來的新時代大學生本應樹立更遠大的志向，服務的主體應該更廣闊。

總體而言，在上述模式中，“聽”對應的大班授課是核心，是基礎；“讀”對應的閱讀理解是擴展，是延伸；“議”是精髓，是靈魂；“講”是強化，是輸出。通過這樣一種匯聚“四元”于一體的課堂模式，大大提升了課程的實效性，切實做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要“提升‘親和力和針對性’”的要求。

“聽讀議講”模式的效用

“聽讀議講”課堂模式與目前現(xiàn)有的一些“基礎”課改進模式有兩個顯著的不同：一方面，其模式融合了東西方在價值觀教育課堂領域的優(yōu)勢和特點；另一方面，是可以與現(xiàn)有的思想政治工作體系深度融合。具體有以下三個方面的表現(xiàn)：

1.激發(fā)學生深入學習思想政治內(nèi)容的個體主動性 

將課程的模式與中外合作辦學伙伴的課程模式無縫對接，在設置閱讀素材、討論課程的前提下，學生會更為積極主動地自主學習素材，并在討論課程中盡全力為自己的觀點辯護，不僅鍛煉口才，而且也鍛煉自己的邏輯能力。學生要在討論課上學會如何辨認、形成和追問自己和他人想法中有意義的問題，如何在展開說理的過程中結(jié)合邏輯、細致的觀察、反思和經(jīng)驗。在這樣的模式中，學生必須對于教師提供的素材有較為全面的把握，甚至還需要自己去了解更多的相關素材。而在討論過程中，有教師整體把握，學生在可討論的框架內(nèi)，思維碰撞的過程中，更容易形成自己牢固的觀點，從而內(nèi)化為自身價值體系的一部分。不論是在美國當代大學的博雅教育課程中，還是中國、希臘古代的教育模式中，均特別強調(diào)對話的重要性。通過這1課時的“討論”，產(chǎn)生“2+1>3”的效果，不僅豐富了“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授課模式，而且對于實現(xiàn)思想政治“最后一公里”進腦也有著重大的意義。

2.發(fā)揮馬克思主義學院專業(yè)教師在思想政治理論課堂的權威性

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專業(yè)教師作為“基礎”課權威與教學實施主體，起到了支撐作用。從課時安排上，2課時/周的量，保證學生可以接受最具有學術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教育，能夠在道德哲學和法律基礎上，樹立馬克思主義的道德觀和法律知識。專業(yè)教師根據(jù)課程授課內(nèi)容，有針對性地設立可討論性的題目，幫助學生對于課堂講授的理論內(nèi)容有更為深刻的認識和現(xiàn)實的運用，通過這樣的運用反過來促進課堂教育效果的實現(xiàn)。同時，專業(yè)教師也是課程運作的主體，對整個課程的開展、助教的招募、討論題目的設置等整體籌劃，保障課程有序開展。

3.調(diào)動輔導員隊伍參與思想政治理論課堂評價的積極性

在中外合作辦學中，輔導員的“前線”作用尤為明顯。需要在傳統(tǒng)事務工作之外，有更多的渠道了解學生動態(tài)。輔導員是學生日常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工作力量，也是“基礎”課中“聽讀議講”模式中“議”的討論教師。通過讓輔導員參與“基礎”課，一方面，是幫助輔導員及時了解學生的思想動態(tài)，把握學生思想發(fā)展情況，在開始階段及時引導；另一方面，上“思想政治理論課”也是輔導員作為教師序列的內(nèi)在職業(yè)要求。通過上討論課，有利于提升學生對于輔導員的認同，也是輔導員自身不斷學習、不斷提升的過程，有利于輔導員的專業(yè)化、職業(yè)化發(fā)展。

“聽讀議講”的新模式為“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授課模式改革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和借鑒。在中外合作辦學教育的前沿陣地中，“聽讀議講”的“基礎”課模式，注重對話和價值觀養(yǎng)成，不僅有知識的傳授，更有直接的運用和強化，這與思想政治教育強調(diào)培養(yǎng)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養(yǎng)學生辯證思考判斷能力的根本目標相一致，大大增強“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實效性。新模式不僅使課程本身增強了吸引力，而且對學生社會主義道德觀念和法制觀念的養(yǎng)成，增強中外合作辦學中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話語主導權，具有深遠的意義。（作者單位：吳行，浙江大學國際聯(lián)合學院；姚明明，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課研究專項課題“中外合作辦學高校思政課建設研究”（項目編號：19VSZ123）；浙江大學第九期學生思想政治教育與管理研究課題重點項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在國際化辦學新形勢下與時俱進”（項目編號：2019ZDSZZD08）階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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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教育》雜志